薛耐雷作事，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，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，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，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。
　　　　“脱离罗马教会”的运动，好像是最困难，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，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。
　　　　假使能够成功的话，那么，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，便可以永远解决了。
　　　　这样的一种胜利，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，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，大都是不正确的。
　　　　毫无疑义的，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，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，尤不及捷克人。
　　　　捷克的牧师，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；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，实在是主观的，对待日耳曼民族，即反属客观了。
　　　　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，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，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。来比较一下，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，能用“国家的威权”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，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 的吗?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？
　　　　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，加以研究之后，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：这种运动，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，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。
　　　　这是第一点：因为加入国会，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，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。这是第二点。
　　　　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，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，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。
　　　　奥地利国人的“文化斗争”(Kulturkampf)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。
　　　　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，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。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。
　　　　如果教会中的长老，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，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，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；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，来攻自己的盾。
　　　　一个政治的领袖，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，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，否则，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；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。
　　　　其他无论什么态度，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，尤其在德国。
　　　　基督新教(Protestantismm)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，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、语言、以及自由，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；但是要从 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，这一个企图，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，因为他对犹太人 的态度，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。
　　　　这个问题，新教条对之，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；——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，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，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。
　　　　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，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，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，都不相合吗?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， 来和我国的牧师(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!)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，那 就可以明白了。
　　　　这一些，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。
　　　　凡是“国家权威”，“民主主义，”和平主义，”“国际团结”等等观念，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，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，就可发 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。
　　　　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，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，所以处置起来，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。
　　　　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，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，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。
　　　　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，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。
　　　　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，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。
　　　　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，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。
　　　　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，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，(这是有着两方面)，和目标的糊涂 。
　　　　它的反犹太主义，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，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。
　　　　这种错误的由来，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．